闻名：我的父亲闻一多

　　清华园的清雅

　　1932年8月，父亲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他谢绝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

　　1934年11月，新建的教授宿舍“新南院”落成。父亲分得了其中最大的寓所之一——72号。这里有大小房间共14间。电灯、电话、冷热水、卫生设备一应俱全。环境也十分幽静。宽敞的庭院由矮柏围成院墙，一条甬道直通居室。

闻一多治印

　　这是父亲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居所了。他十分高兴，再一次施展了艺术家的才能，对新居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布置。母亲说，“新南院”的住户，大多在院内栽种各种花卉。父亲却在甬道两旁植上碧绿的草坪。草坪上只各点缀一个鱼缸，里面几枝淡雅的荷花，几条金鱼在其间悠然游弋。放眼望去，别人家院里五彩缤纷，我们院中却满目青翠。

　　最令父亲自己满意的，大概要算他亲手在书斋窗前栽种的那几丛竹子了。他爱竹如宝，精心伺弄，使它们生长得枝繁叶茂，后来在昆明还时常念起来呢。

　　这潇潇翠竹、茸茸绿茵，透过书斋纱窗，与斋内满壁的古书、根雕的太师椅浑然一气，构成了一幅清新高逸、充满诗意的画面，人在其中，不由不勾起无穷的雅兴。

“闻亭”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为纪念闻一多而建

　　回到母校，父亲倍感亲切。清华园学术气氛浓厚，校内环境清静，父亲埋头书案潜心治学，正如他在《园内》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像苍松一般“猛烈地”，像西山一般“静默地”工作。

　　真名士的熏陶

　　自武大以来，父亲便潜心古典文学。回清华后，完全沉迷于古籍并乐而忘返。这种痴情也和他近年来内心的苦闷矛盾不无关系。到清华的第二年，父亲在给老友饶孟侃的信中倾诉道：

　　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限，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

　　“向内”的路果然越走越宽，他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新的成果也不断涌现。除许多唐诗研究的成果外，从青大开始的《楚辞》研究，这时也多有所获;而《诗经》研究也硕果累累。冯友兰与叶公超后来谈起当代文人，都认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

清华园内的闻一多雕像

　　父亲也十分自信。他在对臧克家谈到陈梦家的考古成绩时说：

　　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炼了。

　　这颗诗人的心用在学术研究上，的确非同一般。郭沫若在父亲遇难后编《闻一多全集》，曾惊叹父亲治理古代文献：

　　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朱自清先生在谈到“学者中有诗人的闻一多”时，也特别指出了他治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盛赞父亲的学术散文“简直是诗”。

　　有这样一颗诗人的心，讲课也非同凡响。这个时期，父亲开的课程有《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都非常受学生欢迎。赵俪生后来还生动地描述了老师对讲授气氛和意境的追求：

　　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同学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真地接受这风味的礼让。

　　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旧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其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文研所的书香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的工作由父亲主持，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司家营离昆明城约20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内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

1946年闻一多全家在昆明西仓坡合影留念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我们后来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时间悄悄去书架间玩捉迷藏。那高大的书架，那满架的古书，似乎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庄严神圣之气，吸引和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闻一多发表《最后一次的讲演》

　　二楼西厢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李嘉言(后离去)、何善周诸位先生的卧室。那里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晚饭后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笛声和一种轻柔婉转的戏曲声调，听大人们说，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昆曲，觉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

　　长时间伏案后，父亲总喜欢在晚饭后靠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他也常在这时检查我们的作业。但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脑袋里盘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内容。

　　1943年暑期，我和三哥小学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附中。父亲怕我们在入学前的长假里荒废了学业，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还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如今还保存有一本当时的日记，里面就记着这样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说：“这几天，你们看见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猜不出。爸爸便说：“是在恋爱呀!”我们都很奇怪。

　　许多年后才渐渐明白，这不是随意闲聊，而是父亲学术研究有所得的一种兴奋流露。这也是借此在为我们长知识。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校内的闻一多先生故居

　　父亲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

　　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风习，难怪他竟兴奋得忍不住要对我们这几个小孩子一吐为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