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梁实秋的交往
抗日战争以前，梁实秋可算是闻一多交往最密切、最知心的挚友了。他们是清华同学;又曾经同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并同住一室;他俩一同参加大江学会，参加在美国的戏剧演出;后来又一同在青岛大学任教。他俩互相钦佩，情投意合，经常互诉衷肠，把自己心底的深层隐私都向对方倾诉……
在清华园
闻一多出生于1899年，于1912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毕业出国。在清华园的10年期间，闻一多除认真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外，还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政治、文化、戏剧、美术活动，曾担任《清华学报》、《清华周刊》的编辑，并发表许多诗歌，成为清华园内颇有名气的诗人。
比闻一多晚一年(即1923级)的梁实秋也很喜爱文学，并于1920年12月5日和同级的顾毓琇、吴文藻等组成一个“小说研究社”，还编写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闻一多很钦佩他们的精神，建议他们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以扩大研究范围。梁实秋等欣然接受了这位老大哥的建议。1921年11月20日，清华文学社正式成立，参加者14人，闻一多被选为书记，梁实秋被选为干事。
梁实秋后来在《清华八年》中回忆：“闻一多长于图画，而且国文根底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洋恣肆，而且感情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闻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喜欢文学的同学们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又毫不客气地批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是一个。”闻一多开始写诗评。俞平伯出版了《冬夜》诗集，闻一多对它评论，写了《冬夜评论》。梁实秋建议将《冬夜评论》以书出版，但一时未能如愿。后来梁实秋干脆自己也写一篇，名为《草儿评论》，他将两首合并，命名《冬夜草儿评论》，此书印刷费约百元，全是梁实秋从家里要来的，寄售后，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闻一多知道此事后，对梁十分感激。
离开清华前，闻一多曾在给顾毓琇的信中写道：“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喜出望外。”他还特地送梁实秋两幅画，一幅《荷花池畔》，一幅《梦笔生花图》，梁实秋珍爱之，称其“颇见奇思”。
梁实秋还有意将闻一多在清华时所写诗结集，作为清华文学社丛书之一出版，未果。闻一多赴美后，对原来的诗加以删削，又增添若干，共成103首，集结成《红烛》，于1922年12月26日寄回国内梁实秋处，得到梁鼎力相助。几经周折后，梁实秋请郭沫若帮忙，郭向上海泰东图书局推荐，《红烛》得以在1923年9月出版，有《李白篇》、《孤雁篇》、《红豆篇》，还专门收入《寄怀实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莲蕊间甜睡的骚人啊!/小心那成群打围的飞蛾，/不要灭了你的纱灯哦!”《红烛》中还有一首《红荷之魂》，序曰：“听侄辈读周茂叔底《爱莲说》，便不得不联想及于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诗人，赋此寄呈实秋。”
在美国初期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门前
1922年8月闻一多到美国后，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艺术，并继续写诗，他在《太阳吟》中写道：“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又加他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让我骑着每天绕太阳一周，/也便能望见一次家乡!……”他把诗抄寄给梁实秋、吴景超，还在信中提醒：“请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1923年暑假后，梁实秋也从清华毕业，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该校地处珂泉，规模不大，只有500多名学生，但周围风景很美。梁到后，立即寄给闻一多12张风景照片，本意只是想炫耀一下那些迷人的景色，没想到闻一多接到信后，事先也没有打招呼，提着小皮箱径直来了。他并非为珂泉的景色所吸引，实在是想和爱好文学的好朋友住在一起。来了以后，闻一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学习，他们还经常出去游山逛水，攀高峰，探深谷，写生、作诗，不亦乐乎。
闻一多生活向来不规律，各种文具、诗集以及作画用的颜料、画布、茶具等乱放，引起梁实秋的讥笑。作为回应，闻一多写了一首名为《闻一多先生的书桌》的诗，诗中幽默地虚拟地写了桌上各种用具对自己凌乱处境的埋怨。但在诗中最后一句话说：“秩序不在我能力之内。”使人感到很滑稽。
1924年夏，梁实秋离开科罗拉多大学赴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闻一多同路，经芝加哥去纽约的美术学院。两人离开珂泉时，闻一多送给朋友两本心爱的诗集，梁实秋则回赠一具珐琅香炉。梁实秋回忆说：“那是北平老杨天利精制的，上面的狮子黄铜纽扣特别精致，还附一大包檀香木和檀香屑，闻一多很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认为那是东方人特有的一种妙趣，所以他特别欣赏陆放翁的两句诗，‘欲知白日飞天法，尽在焚香听雨中’，……闻一多就带着这只香炉到纽约‘白日飞升’去了。”
参加大江学会
清华学校1921级和1922级的同学，许多都接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校时就关心国家大事。到美国后，看见有些中国留学生只知找女朋友玩，生活散漫，不关心政治。这些同学就想办一个团体，做些事情以唤起那些颓废同胞们。清华的留学生们曾经建立起多个通讯小组，在信中相互交流思想，取得一定共识。1924年9月，闻一多和梁实秋离开科罗拉多到达芝加哥后，与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等，联络各通讯小组，成立了大江学会(大江会)。他们的宗旨是：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相同，但他们认为，如译为民族主义，容易使人误会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称为国家主义更为合适);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专横，提倡自由民主;拥护人权;主张加强建设发展经济，把国家从农业社会建设成工业社会，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赞成以和平的手段改造政权。大江学会的纲领和宣言译成英文后，在中国留学生中广泛散发。
闻一多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戏剧活动
1924年9月，闻一多在纽约艺术学院时认识了熊佛西、赵太侔、余上沅等来美学习戏剧的朋友。他们对戏剧的想法勾起了闻一多对戏剧活动的兴趣，几人一拍即合，排演起余上沅写的英文剧《此恨绵绵》(又名《杨贵妃》)。闻一多的绘画才能这时得到充分的发挥，布景、道具、服装等都出自他手。他在百忙中没有忘记给好友梁实秋写信：“近来忙得我头昏脑乱，没有好好的画过一次画。”此剧由黄倩仪扮演杨贵妃，黄仁霖扮演唐明皇，大家都很努力。闻一多用油彩在服装上绘制出的大海、红日等，在灯光下更是耀眼，给人一种迷色。演出获得成功，超乎意外。这个消息传到了波士顿，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也跃跃欲试：顾毓琇赶编《琵琶记》，梁实秋译成英文，很快剧本便赶出来。于是，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琇、曾昭抡等分饰各角色。至于服饰、布景等，则向闻一多求救，当时闻一多因忙未能前往，只好由余上沅、赵太侔出马。但公演前闻一多还是专程从纽约赶来了，并亲手为冰心等化妆。
两次演出的成功，使闻、余、赵和熊佛西等深受鼓舞，彼此约定回国开展国剧运动。他们还和林徽因、梁思成、梁实秋、顾毓琇等建议发起“中华戏剧改造社”，还准备出版一个拟定名为“河图”的刊物。闻一多把这个刊物的目录抄寄给梁实秋一份，请他和哈佛的朋友磋商。信中有段很重要的话，表明他们发动国剧运动和致力文化事业的动机。他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被闻一多掐灭的爱情火焰
闻一多热情似火，在清华时，除写了许多爱国诗之外，还写了许多爱情诗。这说明青年闻一多对女人和爱情充满着浪漫的渴望和憧憬。但是，在清华学习将结束，出国留学之前，他却被迫服从父母之命，和一个几年前订了婚但是没有恋爱感情的女子结婚。为照顾父母，闻一多作出感情的极大牺牲。他的心里却是极端痛苦的，除了向弟弟闻家驷诉说自己的不幸之外，还于1923年1月21日写信给梁实秋倾诉衷肠：“哦!我真不愿讲到女人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不用提了，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灯枯不堪设想了。”
闻一多的感情当时处在极端矛盾之中。就在他写给梁实秋上述的信之前一个月，他曾以五天的时间写成一首包括42首诗的组诗《红豆》，其中充满缠绵悱恻的对妻子的深情怀念。《红豆》组诗所表达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也许是远居异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许是承认已婚的现实，理智战胜了感情?也许两者都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闻一多在《红豆》的组诗中，表明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嫁接，都是被“供在礼教底龛前”的“鱼肉”，所以对妻子就产生更多的共鸣和感情，从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闻一多来到美国这个被称为“自由恋爱的王国”以后，接触女性机会多了，是否浪漫起来了呢?他在上述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到美国来还没有同一个中国女人讲过话，”至于美国姑娘们，他说，“我看见她们时，不过同看见一幅画一般。”
没有浪漫过，但感情却起过一些波澜。1924年10月闻一多写信给梁实秋，信末抄了一首他创作的英文诗，诗中有这样几节(引自许芥昱的译文)：
欢悦的眼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和非分，
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不能忍受种族歧视，闻一多提前回国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的这句名言贯穿他的一生。他到美国不久即对美国人的种族歧视，目睹身受，感触最深。在给父母亲的信中，他写道：“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的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落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方所蔑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是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这充分表现出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深恶痛绝。此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进一步体会到种族歧视的滋味。闻一多在学校，获得最优秀名誉奖，按规定应到欧洲艺术之都巴黎、罗马深造，但因他是中国人而被取消;梁实秋驾车与一由美国人驾驶的汽车相撞，警察不问情由就把他扣起来，并罚款170美元，因为梁是中国人;毕业典礼时，按规定应一男一女并排去领毕业证，但没有一个美国女生愿与中国男生并排去领;清华校友陈长桐去理发，因为是中国人，老板不给他理……这许多事都使闻一多感到极端的屈辱。他多次给亲友写信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彼之歧视国人者一言难尽”，令人“痛哭流涕”。给梁实秋写信说：“蛰居异域，何殊谪戍?能早归国，实为上策。”按清华规定可以公费留美五年，但他提前两年，和余上沅、赵太侔等于1925年5月14日回国。动身前，给梁实秋写信说“由此可谓Heoric矣”，意思是真够英雄气概的。
闻一多、梁实秋在青岛大学
1928年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因不适应人事纠纷，1930年辞职后，与梁实秋应老朋友(时被教育部内定为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的邀请，赴青岛大学任职，闻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餐，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建议方令孺加入，凑成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划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带上，请求免战。”
1930年底，徐志摩在上海筹办《诗刊》，多次向闻一多催索诗稿，说“一多非帮忙不可，近年新诗，多影响显著，且尽佳者”。甚至说“多诗不来，刊即不发”。闻一多后来写成一首长诗《奇迹》，于1931年1月在《诗刊》发表，徐志摩非常高兴，说“非立即写信道谢不可”。还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出版之后，闻一多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隐退。因此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徐志摩便以为是自己“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自己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中文系女讲师方令孺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他们之间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察觉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攻自破。
青岛大学在两年之内闹了三次学潮，矛头针对杨、闻、梁等，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1932年6月底，杨振声向教育部提出辞呈，闻一多与赵太侔、梁实秋都离开学校。7月3日，教育部下令解散青岛大学，另成立山东大学。
闻一多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梁实秋被聘为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后又兼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1934年秋起，应胡适、梁实秋邀约，闻一多到北大兼课。
两人虽分住城内外，但仍时相过从，并经常同赴报刊、文化团体邀请的宴会、集会。1935年闻一多的《读骚杂记》发表在梁实秋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上;1935年9月，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琇等联袂同游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吴文藻和冰心结婚周年，闻一多和梁实秋一同前往祝贺;1937年1月，梁实秋和罗隆基前往清华园看望潘光旦和闻一多。
抗日战争兴起以后
1937年，抗日战争兴起，闻一多随清华大学到长沙临时大学，后到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初期，他曾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自己仍埋头于学术研究。但经过几年的观察、感受，他看到国民党一党专政造成的政治、军事腐败，丢失的国土越来越多。数以亿计的同胞陷于日寇蹂躏之下，贪官污吏与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而广大工农群众饥寒交迫。于是他拍案而起，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1946年7月15日被特务暗杀。
据梁实秋女儿梁文茜回忆：“当年父亲听到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消息时，他正与朋友下围棋，一时激动，拳击棋盘，一只棋子掉到地板缝里，再也没有抠出来。”可见梁实秋对好友被暗杀是十分悲痛的。
早在1930年，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领导人的胡适，建议成立一个编译委员会，任务之一就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由闻一多任主任，成员有梁实秋、徐志摩、叶公超、陈源，共五人。闻一多对此事是很热心的，他拟定一个分工计划，自己准备翻译《哈姆雷特》、梁实秋翻译《麦克佩斯》，但后来政局动荡，其他人都未能进行翻译，只有梁实秋在教学之余，以毕生精力，历40多年，完成《莎士比亚戏剧全集》，41卷遑遑巨著，为文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梁实秋还写了《清华八年》、《谈闻一多》、《谈徐志摩》、《方令孺其人》等著作，对了解、研究闻一多以及当年的时代背景和知识分子的心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李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