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长女闻铭在即将出发的回忆录《闻一多与自己的歌》中，披露了1926年3月10日闻一多的一件佚事。该书《惊魂一刻》篇中，写到闻一多全家住在西京畿道时，既有诗情画意的生活，也有过惊魂的一刻。这段历史是母亲高真生前讲述的，发生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举行“反抗苏俄帝国主义援助旅俄被虐侨胞大会”时。《闻黎明年谱长编》根据参加这次大会者1946年的回忆，记录为会中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混战时，先生在主席台上，被人引入后门走出，未被伤及”。《惊魂一刻》则指出闻一多在现场斗殴中被打破头。这件令高真难以忘掉的史实，为迄今闻一多历史记录所缺，特征得闻铭同意，将全篇提前刊登。
1926年3月，母亲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我的二姐立燕。父亲十分高兴。也许是受够了男尊女卑的压郁，他就是喜欢女孩子。立燕的名字是他亲自起的。
这个月子，母亲也感到格外舒畅，有丈夫在身边，再也不会像生立瑛时那么孤寂和苦闷了。但谁想，就在这个月子里，她却受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惊吓。
这天，母亲在屋里正端着一碗面条准备吃。突然，父亲头上包着纱布一头撞了进来。她一见，手中的碗一下子掉落地上，面条撒了一地!
原来，这天父亲是去参加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召开的“反俄援侨大会”。会上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产生矛盾，发生了斗殴，一时间棍棒乱飞，父亲也被击中。他头被打破了，晕头转向，别人都往外跑，他却往里跑。幸好一个学生过来拉住他。
伤势幸好不重，但母亲却吓得不轻，听父亲讲述他那令人哭笑不得的“遇险”经历时，她的心还在发颤呢。
父亲出席这次大会，完全是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
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为祖国的贫弱落后，为华人在外所受的歧视、屈辱激愤不已。1924年暑期，他和一些清华留美同学组建了“大江学会”，更立志要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也是怀着这样的思想和抱负，他提前回到了祖国。但是踏入国门首先看到的却是五卅烈士们的鲜血!单纯幼稚的青年当时还看不到国家真正的出路，只越发寄希望于“大江的国家主义”。
1925年秋，当他从报上看到由中国青年党李璜发起成立“国家主义联合会”的启事时，认为他们“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与大江会宗旨相吻合，便立即与余上沅、罗隆基一起代表大江会参加了联合会。
父亲并不懂政治。后来在昆明时它曾谈到当年在国外的思想状况：“五四时代，我受到的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这次参加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他也是凭了这腔热血，并不详细了解青年党。
那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各党派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的斗争中有不少共识，但对于苏联的看法却分歧不小，特别是对苏联继续控制由沙俄攫取的中东铁路、支持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以及伤害了一些侨胞等等问题，思想观点十分对立。
父亲对列宁领导俄国人民争取解放，是钦佩的。他在《南海之神》一诗中，在盛赞孙中山先生的同时，也赞颂列宁是“北邻建树赤旗的圣人”，把他视为与甘地、林肯并列的世界领袖。但他对苏联上述的一些做法则极端愤慨，他和当时不少中国人一样，将苏联视作“赤色帝国主义”。
母亲这时自然不十分明白父亲他们的活动和心态。但通过父亲这次受伤，她对他那一腔“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的激情，可算是深深体会到了。
这次大会之后一周，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此前，日本军舰公然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国民军。北京各界民众愤怒异常，为抗议此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纷纷举行集会游行。3月18日，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卫队竟开枪镇压，造成惨无人道的“三·一八”惨案。父亲对这一血腥暴行无比激愤，如前所述他在《诗镌》的创刊号——“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上发表了诗文，不仅强调了文艺与爱国运动的密切关系，还表达了追随烈士踪迹的决心。
从“三·一八”惨案中，他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同仇敌忾、重民族大义的伟大精神。牺牲的志士们派别并不相同，但都为了一个伟大的共同目标而勇于献身。相形之下，他对一些政客为宗派私利而进行党派之争内心很反感。
“三·一八”以后，他没有再参加联合会的活动，这也许就是原因吧。